2025年10月1日，Jane Goodall在洛杉矶巡回演讲期间去世，享年91岁。逝世一年后，她在南加州大学留下的影响，仍存在于灵长类研究、人与自然平衡的探讨、以及面向年轻人的环保行动中。
Goodall是英国知名的灵长类学家、生物人类学家以及自然保护人士。早在1960年，她便在坦桑尼亚贡贝溪长期驻守研究野生黑猩猩，观察到它们熟练地制作并使用工具，同时也记录了其群体内部和族群之间潜在的社会关系。她的科研发现挑战并改变了学界长久以来对黑猩猩行为乃至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的认知。2003年，Goodall获受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Dame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DBE），以表彰她在环境与自然保护领域的贡献。
南加大演化科学和灵长类行为学教授Craig Stanford与Goodall合作超过30年。Stanford曾在坦桑尼亚与Goodall共同研究黑猩猩捕猎和分配肉食的行为，也曾负责南加大Jane Goodall研究中心。
两人的合作始于一封书信。据Stanford透露，即便长期与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目睹动物互相残食也在所难免；而Goodall自己却极度回避‘杀生’，自成年后便坚持素食，因此不愿把研究重点放在捕猎和分食上。“在Goodall的发现公布于世之前，人们都默认黑猩猩主要以素食为主，可事实是它们喜爱肉食，也为此狩猎其他动物，尤其是猴子，并建立起一种权力关系。尝试理解这些关系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我清楚Goodall的素食主义对我而言是一个机会，它能让我去接手这部分的研究。”他解释道。
于是，彼时正在亚洲攻读灵长类研究博士学位的Stanford给Goodall寄去一封“老式的纸质信”，申请跟随她前往非洲，将研究黑猩猩的捕猎和分食行为作为自己的博士后项目。在获得Goodall首肯后的六年间，他频繁往返于洛杉矶和坦桑尼亚，观察黑猩猩如何捕猎红疣猴，又如何依据盟友、对手甚至潜在配偶关系分配肉食，让有关黑猩猩和疣猴的灵长类研究逐渐迈入人类学的讨论。 这段由非洲之旅引出的合作，也为两人尔后在南加大的共事定下了基础。
Goodall与Stanford先后于1990年入职南加大。有所不同的是，Goodall只作为荣誉教授挂名，并不亲自教授学生，而Stanford则承担起了指导研究生的任务。“学校当时的一位院长，是Goodall的忠实崇拜者，希望将Goodall的成果纳入学校的教学中。他知道Goodall的工作遍布世界各地，留校任教并不现实，但仍然恳请Goodall成为学校教职工名单上的一员。同时，他也需要有人来真正传授Goodall的研究。那便是我。”Stanford说。
1991年，学校成立Jane Goodall研究中心，以便更好地整理、保存并开放Goodall在贡贝长期积累的资料。该中心为灵长类行为研究专业的教授和研究生提供研究经费、办公空间与合作平台，学者们在此比较分析Goodall观察期间留下的田野笔记、照片和影像，将他们整合成可以供更多人查阅的多媒体档案。凭借与Goodall多年的共事经历，Stanford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该中心的共同主任。
“这不是一所实验室，它更像学校为普及Goodall成果的项目投入的一笔研究经费。我和另一共同主任Christopher Bohem一起总领这里的归档工作，研究生和其他教职工们也参与其中。我们先在非洲收集很多有关黑猩猩行为的影片，再它们带回到南加大进行分析。我主要负责非洲部分的工作。” Stanford表示。虽然研究中心如今已不再实际运作，Bohem教授也早已退休，但由Goodall开启的研究仍在继续。Stanford目前指导的研究生中，仍有人前往乌干达、印度甚至北京等地研究黑猩猩和其他当地灵长类动物。
“我师从于她，而我现在指导的研究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她学术上的孙辈，” Stanford继续说，“他们延续着对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以及这些动物能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类自身的话题。”
Goodall的黑猩猩族群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看似分属不同方向，却共享一些基本方法与角度。南加大人类学系教授Jennifer Cool说：“尽管Goodall研究的是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近的灵长类动物，而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社会中的人类本身，但两者都会进入研究对象生活的环境，一个与自己有相似之处又略显陌生的场域，试图通过长期的观察、代入和比较以理解对方。”
Cool将这种共同点概括为“田野研究、整体观和比较视角”。“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上，我们通常无法预见什么将会对研究有用，于是需要整体地关注研究中的各个细节。这便是整体论，一个连接了Goodall研究和传统人类学的观念。” Cool补充道。
她认为，Goodall的重要贡献也在于耐心观察黑猩猩，将它们理解为具有复杂关系的社会性动物，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这些发现带入公众视野。由此，原本孤立的黑猩猩研究也为公众理解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参照。Cool说：“就像我父辈的人们，他们很少区分猴子和猩猩是不是不同的物种，与我们分别存在怎样的演化关系，也很难去关心周边生物微小的平衡。而今天我们知道，即便是看起来离我们最远的微生物，都在我们体内跟着一起作用、演化了上千年。”
“耐心和感召力并行”同样符合Stanford对Goodall的印象。他记忆里的Goodall独处时安静而内敛，是个天生的观察者，开口说起研究却能让上千人的会场安静下来。在贡贝的森林里，她常能发现其他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细微行为。“我还记得我们一同坐在森林里，只是听见叶子掉落的声音，她便能为我指出黑猩猩在做什么。”Stanford说起时仍含惊叹。
Goodall的感染力一直延伸到森林之外。Stanford回忆，与Goodall一起出现在餐馆或露天咖啡馆时，偶然认出她的路人常会驻足停下、默默仰慕，有人甚至当场落泪。由于许多人从小在纪录片和书籍中认识她，当真正见到她时的感受，往往并不只是遇见名人的惊喜。
“这与在洛杉矶偶遇普通名人很不一样，”Stanford说，“人们面对Jane时，会产生一种更深、更强烈，近乎精神性的感受——她正在过着他们曾经梦想过的生活。就像佛教徒见到达赖喇嘛时直呼‘他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一样’，我们有时会把Goodall比作自己领域的达赖喇嘛。”在他看来，Goodall所代表的不只是名气，而是一个人将一生投入一份纯粹事业的可能。
Stanford评价Goodall说：“我们大多数人会因为事业、家庭和各种现实需要，买一辆车，住一所大房子，太多功利因素让我们逐渐离开年轻时想走的道路。但Jane一直坚守在那条路上。她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我敬仰她。”
Goodall后来逐渐将工作重心从科学研究转向社会倡导。1986年，她在芝加哥参与了一场聚焦“黑猩猩行为和濒危处境”的会议。会上听到研究者们讨论起黑猩猩所面临的威胁后，她意识到自己此前虽长期研究黑猩猩，却很少关注它们的生存危机。这次经历间接促成了她后续的环境保护工作。 五年后，她便与12名坦桑尼亚学生共同发起“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鼓励年轻人从社区出发，为人、动物和环境采取行动。
据Stanford回忆，Goodall曾在非洲的家中向他讲述“根与芽”的设想：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无论是回收物品、种一棵树，还是参与更大规模的环保项目。“人们说起一株植物时，根总是往下，而茎会往上，生长的方向不同，但它们一起才能构筑成植物健康运作的整体。”Stanford依旧记得Goodall最初想法萌生时的隐喻，“即使她已经离开，这项工作仍会继续。”
如今，“根与芽”项目确有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关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逐步走进世界各地的校园课程。据Jane Goodall Institute 的资料显示，项目目前遍及75个国家，全球有超过11,300个活跃小组，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教育与外展活动，触及超过1,200万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年轻人都熟悉Goodall完整的科学和环保经历。南加大游戏艺术专业大三学生Xichan Zheng这学期选择了人类学课程。被问及对Goodall的印象时，她回忆，Goodall曾到她就读的高中北京市鼎石学校演讲，但她如今主要泛泛记得古道尔“研究黑猩猩”。“我觉得肯定的一点是她激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除此之外，可能也让人意识到动物和人的区别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割裂吧。”谈到Goodall的影响，Zheng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于Cool而言，Goodall留下的核心信息正是不同生命之间的联系。如她所说，“人类无法与其他物种及其生活环境分离。人、到人的近亲、再到广大生物和它们的非生物因素，从来都是一个整体。而持续关注这种联系，也意味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一百年前的人们或许不用关心这些，但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这正是下一代年轻人需接手的课题。”
从贡贝的森林到各所高校的研究项目，再到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环保行动，Goodall留下的并不只是一项关于黑猩猩的发现或学术上的单一方法论，而是一种持续观察、理解其他生命，并将认识转化为行动的方式。她的故事值得被人们更完整地记得，而在此之前，她所象征的人与其他物种的联系，人与自然相处的平衡，已在不言之中影响着一代代人的行为。
编辑：Leo Li，Kally Yuan
审校：Yiyi Zeng